徐峥被指职场霸凌，新京报记者发文控诉，事件真相究竟如何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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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京报记者余宇撰文痛斥职场霸凌，文中提到一位姓徐的明星，直接让演员徐峥成为热议话题。

图片来源：豆瓣@蜉蝣

目前，关于这起职场纠纷只有一面之词，新京报也未发布官方声明。不过，笔者从朋友处获悉，对方私下回应称，“整个事件过程中，徐姓艺人投稿与劝离无关，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，过程中沟通细节存在瑕疵，但工作流程和管理原则没有问题。”

而引起我进一步兴趣的是这篇文章中领导和她的微信对话截图：

“这绝对是底线，我支持你。不过许某之前对报社的帮助很大……”

图片来源：豆瓣@蜉蝣

其实这涉及到一系列新闻伦理问题：报道对象与报道媒体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做人物采访或者新闻报道，新闻伦理的底线是什么？艺人团队能不能要求媒体记者审阅、修改报道？如果可以，那条底线又在哪里？

体育圈和娱乐圈有相似的地方，都是资源密集型的圈子，这些资源主要就是人脉。

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，你只有拿到稀缺的资源，也就是明星（尤其是当红明星）的独家专访权，才能胜出。而这往往意味着：可能有几十人，甚至几百人都在争夺这样的一次专访。你必须跟资源搞好关系，但到了维系关系的时候，某种程度上，你就成了所谓的“乙方”。

一位从事时尚媒体多年的朋友举了一个例子：比如巩俐，每年最多只上一家媒体的封面，每次采访巩俐都要把稿件打印出来寄到她家里，因为她不看电子文档，稿件里要留空行，方便写修改意见采访足球明星的问题，大方向不能错，细节修改她也要亲自负责。

“我拍了三次，写了两次，每次都准备了三个月，看衣服至少三次，每次都有一百多件，我把它们寄过来，在衣架上挂成两排，衣服我都不喜欢，我想她想尽一切办法找地方，甚至从巴黎提着一箱衣服，第二天去参加试衣。她想在拍摄当天住在四季总统套房，但还是订不到，贝克汉姆给了她一天时间，最后一次采访是晚上十二点开始，凌晨三点结束。”

一位朋友总结道：“采访中充满了泪水。它没有任何媒体属性。它只是在为女王服务。”

不过巩俐还是不错的，至少说明她很认真，会给采访时间。有的明星连采访时间都不给，记者也只能凭空想象，还是需要审核的。我开玩笑地称自己是“服务业人士”。

虽然对双方来说更多的是双赢，但在娱乐圈，采访完人再审稿，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除非采访者也是知名明星。体育行业更特殊的是，这些体育明星根本不需要宣传，有时候，成绩就能代表一切。国家体育体制的性质也决定了，既然不是市场化体育，就没有专业人士从小就向他们强调：如何与媒体打交道有多么重要。

我做了10多年的体育记者，在写报道的过程中见证了很多明星的成名，成绩是故事的一部分，但体育圈只表扬不批评的传统，让这些明星几乎成为了完美的代表。所以近些年，当狗仔队或者自媒体偶尔爆出诸如林丹夜会模特？孙杨酒驾……这些负面新闻的时候，很多读者都惊呆了。其实，体育明星和娱乐明星并没有本质的区别，很多事情以前都发生过，也不是孤例，只是没有被曝光而已。

我曾经就是这些“B方”中的一员。虽然采访体育明星不需要审核，但我们都是同一个圈子里的人，经常见面。再加上一个赛季有那么多比赛，那么多至关重要的国际比赛。如果你还指望下次采访他，这次就不能再写“他不想这样了”。

曾经有一位老实的体育记者，写过一两句不夸赞的话，后来爆出一条新闻，体育管理中心的领导直接问记者在发布会上在哪里，有人站起来后，他问为什么写我？别再来发布会了，让记者赶紧走……

这还好。之前还有篮球圈的编辑第一次去看训练，描述了一个教练在训练中吸烟。当晚赛后新闻发布会上，教练勃然大怒，直接说某网站有人在吗？问他，你凭什么造谣说我吸烟？旁边还有一台电视摄像机，正对着记者，一滴一滴地拍下他尴尬的汗水。

我曾经代表《GQ》采访过易建联，某种程度上，我从小就看着他成名，我写的赞美他的文字可以绕场一周。坐下来之后，我问了他一个常见的问题，我说网上有报道说你在美国的时候，你爸爸经常开车带你去各地转转等等，你怎么看？

他突然沉默了，然后低下头，看着他的鞋带，又看着我。那几秒钟似乎很长。他看鞋带的时候离我很近，他看我的时候离我很远。

然后我就听见一个淡淡的声音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，我不想再接受她的采访了，她怎么一开口就开始造谣了？

我不怪他不懂事，我只是好奇，认识他这么多年，跟他做过几百次采访，为什么他还那么警惕记者的采访？我无法解释答案。然而，这就是体育圈的现实，如果有10000名记者报道这个球星，那么其中9999名只会是赞美。在这个行业里，有很多“熟人”和“互帮互助”。结果，就连皇帝穿上“新衣”后，也没人愿意再做那个说真话的孩子了。

回头想想，我觉得自己误打误撞进了这个圈子，当时带我上台的老师邓宏对我说，“你看李承鹏、周文渊写得多大胆啊，来做体育吧，这是所有行业里最能干的一个。”一个自由发挥的行业。

后来想想，这种感觉有点像小时候，看着大人们在家里聚会，说着自己听不懂的话，时不时发出一阵笑声——那时候你误以为成人的世界里还有那么多不为人知的美好。

在体育巅峰时期，全国大约有8000名足球记者，为了得到一次难得的采访机会，每个人都要尽一切可能成为名人的好友，因此，每一个优秀的体育记者意味着拥有强大的情商、坚强的接受磨难的意志力+足够的文案功底。

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，体育运动常常成为一项政治任务，运动员和运动队倾向于将自己的外在形象打造得“完美”。

他们从来没想过，这样的“完美”是反人性的。当我第一次看到美国人写乔丹的“自私”，科比的“孤独”、“不合群”时，我震惊了，但我想，这才是真正的新闻报道……

新闻这几年被越来越多人谈论，或许当自媒体越来越发达的时候，人们发现还有另一条路可走。“坚持如实写作采访足球明星的问题，哪怕将来你们再也不会接受我。”

所以2012年我去采访一位全国性的体育明星时，心里就很不自在。大家已经逐渐接受了，不要树立一个十全十美的人设，否则一个小小的瑕疵就可能导致整个事情的崩盘。李开复、潘石屹等名人，还有一些文化界名人，都没有要求看稿。体育明星团队一开始说看一看就行，后来把我的稿件打印出来，给每个人一页，实行地毯式修改，我们强烈要求在不影响形象的细节上进行修改，直到我们的杂志快要送去印刷厂了，总编辑在电话那头焦急万分……

从那时起，我就暗暗下定决心，我不希望任何采访被任何人审查，或者我就不做采访。

美国一些权威媒体，比如《纽约客》，有专门的事实核查员，会对记者记录的事实进行“事实核查”，比如打电话给当事人询问：有这样的事吗？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告诉记者了吗？……

当然，新闻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也是需要基础的，不然有些专制国家会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、最富有的国家，你猜是谁告诉他们的？

我当体育记者的时候，每次采访球员采访足球明星的问题，齐静主编都会摇头，他写了一篇文章说，希望我“成为法拉奇那样的记者”。

法拉奇的价值不在于她征服了某些政客和名人，而在于她记录事实的精神。真实写作一直是中国史学界推崇的美德，法拉奇做到了这一点。她从不断章取义，也不奉承。她把采访内容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，呈现给读者自己去体会。

奥里安娜·法拉奇的《名人访谈录》前言中有一段话：

那时，许多政客认为对大众媒体保持沉默是他们角色的义务，将谨慎视为自我保护，他们遵循谨慎的规则来保护自己的形象。三十年后，采访已成为许多政客成为小丑的手段，他们的形象成为一个又一个电视脱口秀角色。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向公众讲述自己，就像不断表演一场低俗恶心的虚拟脱衣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