探寻福建晋江丁氏一族的由来：从阿拉伯人到中国体育运动品牌的半壁江山

元末明初cba球员篮球鞋上脚图，江山易主，山西丁氏后裔流落到晋江陈埭。他们隐姓埋名，避祸避祸cba球员篮球鞋上脚图，但又不忘祖宗，以他姓的尾音“丁”为姓氏。这便是现今福建晋江“丁”氏一族的由来。

600年后，“丁老板”等人已占领中国体育品牌的半壁江山。

01

乌江将镇区一分为二，与金门隔海相望，贫瘠的盐碱地让“山上长石头，地里种红薯”……晋江陈埭镇曾经是一个贫困的地方。

但这里却弥漫着激素过剩的蓬勃气息：由于人多地少，武装斗争猖獗。解放前，陈埭两村为水争斗了两代，打了十五年；解放后，有“农业学大寨，打仗学陈埭”之说。当然，如今的晋江，只被人们称为“中华武术之乡”。

“唯有努力，才能成功”就是这么来的，如果你用这么强大的干劲去做生意，还有什么生意做不成呢？

1979年3月，陈埭村民林土秋无意中创造了历史。他召集海内外14位亲朋好友，凑钱办起了鞋帽作坊，打出了第一双“晋江鞋”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很快就赚得盆满钵满。

周围村民无不震惊，“他能赚钱，我也能赚钱！”制鞋之声开始响起，制鞋作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

如此盛况甚至促使耐克在陈埭设立代工厂。但1983年，代工厂生产的一批产品，却被工人偷走并出售。耐克一怒之下，放弃了陈埭，落户莆田。

这件事情，真是把拉车的许景南给坑了。

当年，他把毕生的财富全部投入到一家为耐克供货的鞋材厂，然而工厂建好之后，耐克却跑了，连技术工人都甩给他。

如今，许景南或许要感谢耐克的“背叛”：在耐克“出走”6年后，他一手创立的“匹克”如今已成为“中国篮球装备第一品牌”。

在许景南苦不堪言的那年，靠种地、打鱼、吹唢呐为生的丁建同，也凑足2000块钱办起了鞋厂，用了“别克”汽车品牌多年。二十多年后，“吹唢呐的阿通”登上了“福布斯富豪榜”，引得通用汽车找上门来。“别克”自然也用不上了，就改名为361°，公司交给了女婿丁伍号接手。

1987年，初中还没读完的丁水波刚满17岁，用卖冰棍攒下的500元，砍倒山上的一棵大树，做了一个鞋架。丁水波和两个结拜兄弟创立了“三星”。丁水波很狠，他敢把所有家当都送到成都荷花池寄售，批发商一分钱也付不给他，最终红极一时。但2018年初，一位阿里巴巴程序员穿着丁水波做的鞋去相亲，却遭到拒绝，轰动全国。这家公司就是“特步”。

与丁水波同龄的丁世忠，17岁离开晋江，带着父亲亲手制作的600双鞋只身前往北京。他一无所有，却凭借着年轻人的坚韧和精神，成功把晋江鞋打入了金碧辉煌的王府井商场。4年后，少年带着20万元的利润回国，从三星鞋厂到江对岸创业，称要“安稳地”发展。谁也没有想到，那时的“安踏”会成长为中国第一体育品牌。

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贫苦农民，没人想到我们能做这么大。

集体繁荣的背后，是台湾乃至全球鞋业向大陆超大规模的产业转移。

这是一股持续了40年的超级潮流，3000多家鞋服厂应运而生，数百亿双运动鞋被生产出来，福建晋江由此书写了“中国鞋都”的传奇。

02

20世纪90年代的晋江堪称“鞋都”的黄金时代。

国际采购商蜂拥而至，海外订单纷至沓来，整个产业链高效完整，工厂需要几十万个鞋扣、鞋带，一个电话就能送货上门，市场上什么鞋子热销，几天之内就能出现在“丁老板”的面前。

有人靠着这波代工潮，迅速积累了最初的财富，也有人对此愤慨不已。毕竟，早期代工每双鞋能赚10-15元；但随着越来越多的鞋厂涌现，竞标愈发激烈，代工的利润最终缩减到只有1-2元。

这是深植于晋江人血液里的“凶悍性格”。“勇者骑龙虎，胆小者骑猫兔”、“卖三分钱土豆也能当老大”，即使打得血肉模糊，也绝不退缩。可惜，这种残酷的内部斗争，让耐克、锐步等国际品牌赚得盆满钵满，晋江鞋的利润却低得连汇率的波动都抵挡不住。

为什么？

去过北京、见过世面的丁世忠很早就意识到“代工没有前途，必须创立品牌”，毕竟国内市场比海外代工市场加起来还要大。为此，安踏一边做代工，一边创立品牌、开专卖店，节省了不少成本。不了解的人说安踏就是在瞎搞。但当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来袭，代工工厂纷纷倒闭，但丁世忠却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

安踏的生意一直不错，但焦躁不安的丁世忠决定再一次冒险。

▲安踏签约孔令辉，一战成名

1999年，丁世忠在一次家庭会议上以80万代言费签下了世界冠军孔令辉，随后又花300万元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打广告，把全年的利润全部扔掉。2000年，孔令辉夺得悉尼奥运会男单冠军，实现大满贯。全国各地的经销商纷纷涌向晋江。那一年，安踏席卷了中国，销售额突破3亿元。

但在“丁老板”眼里，安踏的丁老板硬是请来了孔令辉！这谁做不到？一场轰轰烈烈的“品牌建设运动”由此展开。

金莱克请来了王楠，喜得龙签了蔡振华；德辉请来了吴奇隆，贵人鸟签了刘德华。后来，周杰伦、郭富城、张柏芝、孙燕姿、TWINS、F4……国内外巨星都被抢走了。天王巨星不够，小鞋厂“求星”的连二三流明星都请来了。

仅2003年，晋江鞋业就聘请了30多位明星代言，并到中央电视台“轰炸”广告，把CCTV-5变成了“晋江频道”。每年的订货会，代言明星都会到场助阵，谁请的明星多，品牌大，谁就更有面子、更有荣耀。

这种“输了比赛却没赢过战斗”、“只有花钱才能赢”的奇怪心态，在“打卡时代”显得尤为疯狂。

安踏与德尔惠之间爆发了一场“周杰伦争夺战”。

2002年之前，德惠曾聘请“中国足球先生”宿茂臻担任代言人，但效果不温不火。在选择新代言人时，丁明亮打定主意“找最火的”，把目光锁定在周杰伦身上。没想到，他撞上了安踏的丁世忠。

两强争霸，财大气粗的一方获胜。周杰伦的代言费被炒到天价。但丁明亮最终决定用真诚打动人心：他坦言自己和安踏之间有差距，但愿意和周杰伦一起成长。这份“表白”是真诚的，双方竟然达成了长达10年的长期合作。广告词“德辉，我在路上”从此火遍大江南北。

“丁老板”看似花钱如流水，实则不过是装富而已。鞋企利润微薄，天价的代言费、广告费不仅会消耗掉公司的本钱，有的人甚至还欠下“竞标协会”巨额债务。

在福建、广东民间，“表会”的传统由来已久。这种自发的融资组织规模高达数亿，但融资无需抵押，全凭个人品格，年利率高达30%，深受中小鞋企青睐。在鞋都刚刚兴起时，“表会”对创业起到了极大的扶持作用。在“造牌时代”，拼命抢明星的“丁老板”也靠“表会”加杠杆，自然而然地成为不做不死的典范。

这是一个“开店就能赚钱”的好时代，然而好景不长，一连串的清算危机接踵而至。

03

轰轰烈烈的“品牌运动”让“丁老板”等人“手握星星，掌控天下”，然而从2005年开始，银根紧缩、用工荒、原材料涨价、欧美反倾销、人民币升值……一连串降维打击接踵而至。

一位到晋江调研的福建省政府官员说：“不知道这些鞋企怎么活下去。”

“不欠债，不做生意”是典型的晋江特色，即便是草根鞋企，也离不开三角债。一家企业破产，“死不少人，伤不少人”。所以晋江人做生意很能忍，“别人能撑三天，我能撑四天”。破产、跑路都不是选择，因为这意味着失去信用，做人的脸面都没了。

经过两年多的苦苦挣扎，晋江鞋企数量已由3000家锐减至仅剩2300家。

2005年11月，鸿星尔克突然在新加坡主板上市，成为茫茫苦海中的一盏明灯。

作为晋江首家上市鞋企，鸿星尔克仅募资2亿元，市盈率7倍，很多人认为是“低价抛售”，但鸿星尔克却觉得很值得，毕竟在逆境中有了一笔“救命钱”。

当年国庆期间，安踏的丁世忠还给自己的财务顾问倪忠森打电话说：“我想好了，我们要上市。”

晋江鞋企多为家族经营，资金盘复杂，灰色账户较多，只有极其信任的人才能插手。但作为1998年恒安集团在港交所上市的交易员，倪忠森从来都不是“局外人”。2004年李宁上市后，倪忠森在饭局上鼓励丁世忠上市，被拒绝。

丁世忠并非不信任倪忠森，只是他认为安踏不缺钱，没必要上市。

但精明至极的丁世忠，终于想通了上市的好处：家族控制的民营企业，规模只能越来越小；只有通过体系化运作、正规上市，才能越来越大。很快，他在干部会议上用晋江话警告亲戚们：谁妨碍上市，谁就下台！

2007年7月10日，安踏在香港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，市值迅速飙升至200亿港元，成为全球第五大运动品牌。

成功之后，丁世忠把倪忠森介绍给了利郎的王良兴——他们是曾经“漂泊在北京”的老朋友。此时，利郎已经聘请了一家财务公司，倪忠森加入后，很快被王良兴赶了出去。倪忠森不负众望，利郎迅速成为“第一个在香港上市的内地男装品牌”，超越了七匹狼和。

安踏、利郎的成功运作，让倪忠森在“丁老板”中名声大噪，此后他更是接到了不少上市大单。

“最务实”的晋江市政府也紧急行动起来。2006年底，市政府专门成立“上市办公室”，由市长李建辉（现莆田市市长）挂牌督办，聘请深交所首席代表指导，上市培训会座无虚席。市政府还放出大胆言论：只要上市成功，政府将奖励300多万元“大红包”。

热爱“集体行动”的晋江鞋企很快就躁动起来。

2008年，特步在港交所上市，丁水波身家飙升至50亿港元；2009年，喜得龙的林水攀敲响纳斯达克的钟声，走向人生巅峰；同年，匹克在香港成功上市……而在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韩国、德国等国家的资本市场，“丁老板”的身影也熠熠生辉。

如今，拥有40多家上市公司的“晋江板块”已成为“中国鞋都”的行业名片。但让人意外的是，上市不仅是蜜糖，也是砒霜。

04

2017年5月，晋江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，宣告喜得龙破产。这个曾经风靡一时、能与安踏相媲美的品牌，为何会走向衰落，至今仍众说纷纭。

2008年，高盛投资喜得龙，喜得龙欲登陆港交所，因涉嫌虚假放贷而受阻。但在权倾天下的高盛操控下，喜得龙于2009年通过借壳上市在纳斯达克上市，林水盼也随即走上财富巅峰。

手握巨额资金，野心勃勃的林水盼先是重金签约40名职业经理人，随后扬言5年内开1万家直营店。纵马向前，公司融资7亿元，却在两年内血本无归，2014年退市，2017年破产。有人认为，公司失败是上市造成的。

列入名单的在哭泣，没有列入名单的更加后悔。

在喜得龙上市之前，林水盼的妹夫、金莱克的丁志德也在想这件事。2007年、2012年，金莱克两次IPO，分别因金融危机和库存危机而中断。但丁志德对待IPO的态度相当“佛系”，毕竟当时金莱克年销售额就达到30亿，并不缺钱，不上市在亲戚面前似乎更有面子。

如今cba球员篮球鞋上脚图，金莱克不仅错失了将品牌推向新高度的历史机遇，还失去了厦门市政府半卖半送的70亩土地，光是看看现在厦门的高地价，就足以让丁志德后悔不已。

最惨痛的案例莫过于德尔惠，其一直努力上市，但却失败了。

2007年，已赢下“周杰伦战”的德尔惠准备IPO，却突遭传出“财务造假、董事跳楼”传闻，被迫终止IPO；更不料，2011年，创始人丁明亮被诊断出癌症英年早逝，这给德尔惠带来沉重打击，公司交由其弟丁明禄掌管。

命运如此不幸，但是命运却没有丝毫的放手的意思。

2012年，德尔惠准备转战香港，但当地政府为了拿下“中国体育用品第一股”的头衔，仍执意A股上市。重回过去的德尔惠，因在招股书中未对2007年的“造假丑闻”作出解释，仍被认为是一匹劣马。这一拖延，德尔惠直接跌入“IPO壁垒”，彻底失去了上市机会。

上市七年，德惠股份屡屡被传言、利空、上市政策变化所蹂躏，最终被巨额的上市成本压垮。2017年底，德惠股份因背负6亿元债务被抵押拍卖，相当于破产，令人惋惜。

然而，资本市场的成败还只是表面现象，真正关系晋江鞋企生死存亡的劫难，是一场跨越10年的超级库存危机。

05

2008年，北京成功举办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奥运会，让各大体育品牌兴奋不已。2010年，李宁超越阿迪达斯，成为国内第二大体育品牌，这更刺激了“唯有努力，才能胜利”的“丁老板”。刚刚或即将敲响警钟的晋江鞋企手中握有大把钞票，现在不打，更待何时打？

安踏率先宣布2011年门店数量将突破1万家，营收将突破100亿元；特步、匹克、361°、喜得龙等也迅速跟进“万店计划”。晋江一下子变成了一台疯狂运转的制鞋机器：政府全力支持，政府随时给它排名次，比拼谁的工厂多、门店多、鞋子多。

事实上，耐克、阿迪达斯、李宁等也未能坚持下去，2012年，中国体育品牌全部破产！

很快，耐克、阿迪达斯启动“清库存模式”，通过线上电商、“工厂店”等方式加速向二三线城市倾销产品，折扣幅度高达30%至40%；李宁公司则斥资18亿元“刮骨疗毒”，彻底清理渠道库存。

在高端品牌的重压下，占据中低端市场的晋江鞋正面临来自“假鞋之都”莆田、“北方鞋都”三泰等低端品牌的挤压。

对于此次库存危机的规模，晋江鞋企讳莫如深。有人开玩笑说，晋江的鞋子够卖三年；欧洲战略咨询公司罗兰贝格大胆估计，此次超级库存危机的价值可能超过1000亿。

随着巢穴崩塌，喜得龙、德尔惠、金莱克的命运也已成必然。一些尚存的鞋企，要么转型做童装童鞋、运动时尚，要么重回贴牌生产的老路。库存鞋也催生出无数“工厂店”，以“打折”的姿态流入农村，甚至阿富汗、巴基斯坦、尼泊尔等市场。

2017年年底，特步宣布斥资1.5亿元回购2015年前的渠道库存，意味着去库存之战落下帷幕。消息一出，特步股价应声大跌11%。但相比于苦苦挣扎濒临破产的“晋江兄弟”，特步2017年净利润仅下跌23%，已属幸运。

库存的阴云笼罩了晋江10年，但吹散沙土之后，金子浮现，诞生了中国运动品牌真正的王者——安踏。

06

2018年3月4日，数千名球迷在美国旧金山一家球鞋专卖店门前排队，只为购买限量版KT3-Rocco篮球鞋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这双在美国引起轰动的球鞋，竟然出自中国安踏之手，一时引起业界轰动。

安踏的态度既傲慢又得意：“抱歉，今天我们店里排了好长队美国人。”

2017年，安踏的业绩同样惊艳：净利润30.9亿，占中国四大运动品牌总利润的70%；毛利率高达49.4%，让彪马汗颜；旗下数万家门店熠熠生辉。强劲的业绩刺激市值突破1200亿港元，让安踏毫无争议地成为中国第一、全球第三的运动品牌。

面对惨烈的库存危机，安踏不仅毫发无损，还彻底吞噬了败走麦城的“晋江兄弟”的市场空间，安踏为何能成功？

第一，靠品牌愿景；第二，靠科研专利；第三，靠强大的执行力。

作为晋江体育品牌的领军企业，安踏确实“一直被模仿，从未被超越”。在别人忙于贴牌生产时，安踏押注了孔令辉；在别人争相寻找明星代言时，安踏投资了CBA、NBA和中国奥委会；在别人争相抢夺赛事赞助时，安踏还收购了FILA、小小牛、可隆体育等国际高端品牌，构建了全球化品牌矩阵。

事实上，咄咄逼人的安踏也曾被公开打脸。2005年，安踏赞助CBA后，要求球员必须穿安踏球衣上场，却遭到球员的抵制。丁世忠气得几晚睡不着觉，但他也意识到自己技术水平不够的弊端，于是开始努力。

如今安踏研发投入成本占比5.7%（国内第一），仅2017年一年研发投入就高达4.8亿，建有行业唯一国家级运动科学实验室和“脚型”数据库，418项专利，并在美国、日本、韩国设立全球设计中心。可见，想要让美国粉丝抢购，没有一些技巧是做不到的。

但安踏最大的核心竞争力还是丁世忠本人，他就像一个“压力锅、榨汁机、绞肉机”。

2012年库存危机爆发时，安踏的“万店计划”显然已经操之过急，注定要失败。但丁世忠敏锐地感受到了“不转型，要么死亡”的危机。不同于其他人盲目关店，不分好坏，丁世忠用两年时间跑遍全国500个地级市，实地调研，细心淘汰那些能力差、楼层效率低的门店。随后，他把所有经销商接入安踏的ERP、SAP系统，实现门店销售数据的实时监控，将“批发订货”彻底改造为“按销生产”。

如此强的执行能力，让安踏仅用两年时间便克服危机、逆势而上。

这让爱跟风模仿的“丁老板”无法做到：收购国际品牌花费巨大，科技研发非一日之功，精细化管理和以销量为导向的生产需要极强的管理能力。以巡店为例，丁世忠和安踏高管每天要跑三四万步，仅此一项，就无人能及。

历经40年风雨，鞋都晋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鲜明的缩影，连续24年位居福建县域经济第一，连续17年跻身全国百强县市前十名，晋江的兴盛正是“敢为天下先、奋力拼搏”的写照。

但如果你放开眼界，即使中国早已是全球制鞋第一，即使晋江鞋比耐克鞋质量更好、价格更便宜，全球消费者依然不认可你的品牌。就连安踏也只能选择收购国际品牌的“曲折路线”，虽然是明智的策略，但也更加凸显了中国制造的品牌弱势。

价格战中，越南鞋崛起；品牌战中，欧美鞋依然领先。中国制造的崛起，不仅有如中兴一样的“芯”缺损之痛，晋江鞋的品牌竞争力短板也亟待弥补。

中国制造的道路还很漫长、很艰辛，困难和阻力重重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创新。

庆幸的是，安踏等企业已经站在了全球品牌竞争的舞台上。